你好，我是月晖。

第二课堂这个东西先前我写过，它是我们学校自己搞出来的一个独立于绩点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需要学生们浪费不少时间参加毫无意义的讲座打卡活动，刷对应积分。

最早的规则文件上说的是总共六项，本学期每项不能少于10分，大学前六个学期里，第n学期期末每一项不能少于10n分。最近又收到一些通知，我也去找自己班的班干部以及其他书院的朋友交叉验证，终于可以确定：

第一，就如我上篇文章中预料的那样，这个规定过于离谱，实际操作中很多人根本达不到，而学校又不可能真拿这个东西去卡扣大量学生的综测（综测会影响学生保研和评奖）所以规矩改了。

第二，修改之后的规则是，六项分数相互打通，可以互相替换，在大学前六个学期总共总分不低于300分即可，单个学期多少分不做要求。

为了凑够特定某一项的积分，很多人不得不蜂拥抢某些活动，导致我们学校的活动平台每次一有活动发出来就是爆满，如果你想抢到，往往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盯着那个平台。从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在六个不同项目上获取等量积分的难度有显著差异，规则这么改，显然是把标准降低了许多，而且时间期限也放宽了不少。

我自己的这个第二课堂的分数目前只有40分左右，本来还想着要在这个期末抓点紧刷到60分，现在既然已经可以确定规矩改了，鄙人也就不折腾了，毕竟我期末还有不少东西要复习呢。

以上就是第二课堂的故事，我真正想写不是它本身，而是在我看来第二课堂就是道德在中国社会实施情况的某种缩影。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社会中的很多现象。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种新的道德想要落实，一般分为四步：

首先是上位者确定这东西很重要，得要求民众落实；

然后是上位者提出一个极高的要求，一个极其理想的要求，给到手下；

接下来手下阳奉阴违，明面上不敢反对，实际上根本执行不下去；

最后不得不妥协，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极美好的理想屈服于极惨淡的现实，标准不得不降低，使标准与现实相适应。

你把【道德】换成【素质教育】，上面这个描述同样可以对应本世纪以来中国99%以上试图往公立教育里面引入素质教育的尝试。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但凡要落实一种道德，总是需要上位者去推动；第二是既然知道底线执行不了自己那个理想的要求，上位者为什么还要提这样的要求。

先说第一个。

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可以遵守道德，也可以不遵守道德，那么遵守道德会让你在现实中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个各位想必也都能理解，别人都往前挤，就你排队，那么轮到你就是得比别人晚。在教育中也是这样的，人都用极端功利的方式逼着孩子卷成绩，你不逼，那么短期内你孩子的成绩就是不如人家。

道德这个东西，损伤局部最优，保证全局最优；损伤个体利益和短期利益，保证群体利益和长期利益。没多少人是傻子，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一个遵守契约的社会比一个坑蒙拐骗的社会好，也都知道一个着眼长远搞素质教育的教育氛围比斤斤计较一分两分的教育氛围要好，问题是，那与我何干？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逻辑，可以在个人想要主动提高道德水平的时候坚定地把他摁回去，那就是：别人都怎么干，我不这么干我就吃亏。

这个现象当然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我们这尤为严重。东亚文明总是非常卷的，我们这里卷的烈度就是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都要高，也就意味着我们这里要想提升道德水平给个人带来的损失，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都要高。损失函数的赋值不一样，导致在我们这里，个人主动、自发地遵守道德的行为总是太少，即使有也立刻被淹没在社会上茫茫多的占座、插队、财报造假、给领导送礼之中。

但是从社会总体来看，提高道德水平又是必要的，限制内卷烈度也是必要的，上位者清楚这一点，所以只能由他们来推动改变。

再说第二个。

上位者不知道自己的要求底下落实不了吗？这我是不信的，连这点脑子都没有他是怎么爬上去的呢？

明知道落实不了还要说，原因只能是因为如果不把调子起得足够高，实际落实得更差。

这里就要引用两句名言：

第一句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很多人拿这句话去劝学生在定理想大学目标的时候要往高了定，纯属胡来。这句话是唐太宗李世民写的，李世民写的这本书叫《帝范》，也就是皇帝修炼手册，人家写这个是教上位者怎么给底下人定目标的驭民之术。

第二句就是鲁迅《无声的中国》里那个著名的比喻：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

后一句某种程度上是前一句的解释，说明了前一句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中国人在执行上面的人发来的要求时，会在脑子里先自动把【要求达到的标准】和【现实中的情况】二者相加取平均值，实际操作起来，最好的情况基本上就是人们认为做到这个平均值就够了，很多时候甚至都达不到。

如果用数值来描述的话，大概是这样：现实请款是1，上位者认为应该做到2，于是宣传的调子起到3，大家借到这个指令之后，当然是有改变的，但改变也没那么大，执行一段时间之后能做到2。

以上是一种极简情况，实际操作中往往含有两种附加情况：

第一种是层层加码，最高级别的上位者说应该做到3，中层说应该做到4，基层说应应该做到5，最后的执行情况就变成（1+5）/2=3，于是层层皆大欢喜，禀报上位者说我们贯彻落实了您的要求。

第二种是当理想与现实差异实在太大，平均值取不到，最后的真实值不得不往现实那一侧靠拢。民国政府成立初期，曾经尝试禁止中国人过春节和，要求人们只能过公历新年，这就属于现实是1，理想直接拉到10，所以执行不了。当时虽然人们明面上不过，但实际上关起门来还是自己过自己的，当这么做的人多到一定程度之后，靠警力强行禁止根本不现实，实际执行程度可能只有2左右。

我们的第二课堂当然也不是师出无名，之所以大费周章要搞这个，也是有非常高位的人曾经说起过它。我们学校是那种2025年仍然会在开学典礼上让全校学生唱红歌的学校，也就可想而知校方对于上面的指示想必跟得很紧很紧。于是他们开始加码，加到学生根本承受不了的强度，现在又在现实的重力面前不得不妥协，悄悄地再把强度放低一些。但即便如此，仍可以说是落实了领导的指示，达到了最初的目的。

你看，又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