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月晖。

近期又回我爷爷奶奶家，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和老一辈家长相处的时候，往往是许久不见后头几天相处融洽，大概从第三天开始，我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和他们说话相处的时候变得渐渐缺乏耐心，我的情绪开始变得容易受刺激。

当然，我现在的忍耐力、克制力都比过去好一些，不容易情绪爆发了，也不会尝试反向输出我的观点纠正他们。我即使不耐烦，至少也会听着。但是，这明显是一种出于礼貌的坚持，而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那么，让我失去耐心，让我产生反感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就是下面这一条——

对我不影响到他人的行为选择不断做出评价，并试图通过这种评价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不做家务，他们对我这种行为发表评价，说我懒，要我做出改变，当然是合理的。因为同在一个屋檐下，如果我不做家务，就意味着我少承担的一部分责任，这是影响到他人的行为。

但也有很多行为是我怎么做不影响到别人的，比如我什么时候剪指甲，比如吃饭的时候我喜欢吃A而不吃B，这一类是与他者无关的个人偏好，人人自扫门前雪就行。在这一类选择上一定要教育我今天剪指甲比下周好、A和B应该吃一样多，就会让我感觉到被冒犯。

如果说在此基础上还有什么让我更为反感，或者说把不满情绪积累叠加的，那就是：

当我第一次表达不需要这种评价意见，乃至明确反对之后，充耳不闻，继续重复。

我第一次说“这是我的事情，不用管”，他们也答应下来，但转头就忘。中午午饭说完一遍，晚饭还可以再说一遍，听到第二遍的瞬间我就无话可说，但后面甚至还有第三遍等着你，听到第三遍则直接让我心生一种鸡同鸭讲的绝望。

所以我也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烦躁，然后忍不住提高声音发火了：用常规的中文交流，已经无法实现其应有的效果，而我又想实现交流应有的效果（即“让他们停止对我发评论”），于是只能提升交流的强度，也就是提高声音，加快语速，音调中带上情绪。

那为什么我现在平和了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渐渐放弃交流，光听总行了吧。

到此为止，我们说的只是现象层面，而从本质层面来看，老登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从反面来说，老登通过这种评价试图对后辈施加控制，他们否定后辈的行为，使之丧失自信，于是就可以让对方茫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听从自己，继而实现控制年轻人的目的。前几天，女作家叶倾城在飞机上忽悠男大学生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我想从正面再来说说这件事，算是换位思考。

具体到家中长辈评价并试图影响晚辈生活选择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是其养育子女的数年间被“监护人责任”这个东西归训出来的结果。它背后是子女在幼年期监护人所承担的风险过高。

子女长大之后，其大部分生活细节上的选择不会给家长带来明确的损失，但，这只对子女长大之后才成立，越大越成立。

在子女幼小时，其生活细节直接与家长损失相关，这个时候孩子出什么问题家长几乎是负有无限连带责任。例如子女今天少穿了一件衣服，往往意味着家长上千元的医药费支出和一连几天不能工作只能在家看孩子的时间成本。又，此时家长影响子女的能力很强，换句话说，就是家长塑造孩子行为所需的时间成本足够低。

所以，家长尝试改变子女的行为，是一个保险业务，用分布在平时的一点教育的成本来消解子女行为可能为其带来的巨大风险。由于教育的成本太低，风险发生后的损失太高，所以家长当然有动力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通过教育管住子女行为，使之不为自己带来风险。

用数字来说，子女在10个细节上都有可能做出不当行为，每个为家长带来的单次损失是100；家长在一个细节上一次教育成本是1，每个细节平均需要教育2次才能改变子女行为。给定以上条件，那么家长哪怕把要教育的细节扩张到30个，要教育的次数扩张到平均每个3次，所付出的成本也只是90，而规避的损失却是100，依然是赚的。

所以在子女生活细节会给家长带来高额不确定风险的时期，家长在教育上广撒网当然是有收益的。这段时期有多长呢？它涵盖子女的婴幼儿时期、年时期和至少半个青年时期。这么长的时间，家长的行为模式早已被上述机制所驯化，毕竟一个人十几年养成的习惯想改起来难如登天。

那，如何避免成为一名惹人反感的老登呢？答案也很简单，就是意识到这个损益模型不再成立。

一方面，随着子女成长，子女在生活细节上做出不当行为给家长带来的损失整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子女成年之后，家长要为子女生活选择不当负的责任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子女独立意识觉醒、人格发展，家长再想通过教育改变子女行为所付出的成本也逐步提高。此消彼长之下，原本的保险业务再做下去就只剩负收益，停止这种行为其实是个理性的选择。

只要想清楚这一点，家长在行为上自然也就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