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月晖。

今天意外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账号，作者是个中年男人，北京本地土著，极擅长用北京口语描述一些生活场景，我读起来忍不住爆笑，于是点进主页往前翻一路读下去。

如果光逗乐也就罢了，不过一路翻下去我发现，他也写过一些很严肃的文章，认真探讨教育上的事情。我知道本号有许多看过我那篇《我的高中有四年》之后前来关注的家长朋友，现在，我非常推荐您去读一下他的《考场》系列。我写了一篇，他则写了一个系列，目前尚未完工，最新的第七篇链接在此，文末可以看到前面六篇的链接。

考场（七）职高？技校？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家长一样把我“送出国”？

都在北京，都是经历过疫情三年居家上网课的孩子。他的孩子比我小两岁，跟我一样有过厌学和意义感缺失的阶段，当然发生时间不一样，我在高中，他在初中。我看他记录他孩子的这些经历，颇能感同身受。

而对于各位家长，尤其是曾与孩子有过一些矛盾，或在孩子身上看到过厌学情绪苗头的家长来说，他这些记录会让你们看到自己并不孤单，至少能够从中获得一阵宽慰，兴许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对于帮助自己的孩子起一点作用。

我自己的那篇文章毕竟用的是孩子的视角，虽然我努力多展现一些东西，但受限于笔力和认知水平依然不够全面，存在我作为孩子的局限性；而且人总是有美化自己的倾向，我亦不能免。今天读到他这个系列的文章，我自己也反思了许多。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自己的信息获取和信息甄别两事上有充分自信，既因为我读过的书比较多，也因为我本人就是自媒体作者，所以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化解社交媒体上内容浪潮对我的不利影响，坚持个人的判断。但在阅读他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认知防线也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牢固。

21世纪第三个十年里，中文互联网上打出“躺平”“摆烂”“反优绩主义”为旗号解构传统价值体系的思潮从未停过。疫情期间，电子产品使用权充分下放给中小学生，导致我们这一代人全都暴露在这种风潮之下。

这件事好的一面是，它确实会动摇很多不合理的确信，培养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坏的一面是，会让人失去意义感，在直面虚无之后无所适从。

批判和解构，在人的认知水平提升过程中是一定要有的，你因为质疑过去曾经坚守的信念而改变，因为改变而进步。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成住坏空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如果一个人过早接触批判和解构，他就看不到一件事情从建构到实现的完整过程，从而否定建构的意义。

具体在上学这个问题上，有的人坚信读书改变命运，寒窗苦读12年上大学后，接下来还要拼命卷绩点读硕士博士，在很靠后的阶段才会质疑所走路径本身的不合理之处；第二种如我，曾经尝过优绩主义的甜头，曾经成绩还不错，在高中或者大学初期因为自己不再是胜利者而被迫开始质疑，但我们这些人至少接受过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认可知识的重要性；还有一种就是在初中甚至小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就接触到这些东西，他们甚至连自己通过努力学习去学成一些什么过程都没有过，就因为接触到网络上的信息和观点而质疑起来。

缺乏实际经历的质疑会变得轻浮而没有分量，这样的质疑者怀疑传统之后找不到接下来可以做什么，然后最后很可能还是要被迫回归传统。也不必说人家，我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人，只不过我稍微好点。

我过去一度坚决反对信息管控，反对年龄分层，当时属于比较极端的文化自由主义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生前十几年里我一直是这种东西的受害者，我被剥夺了获取某些信息的权利，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说的，我对自己的媒介素养有充分自信。

不过后来我也在渐渐改变，或者说渐渐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一种信念越纯粹，信仰它所需的思考就越少，但它能解决现实问题也就越少，能通过高喊某种主义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现实中真正的难题。当年我跟一位朋友讨论过GFW的合理性，我们当时是从政治学和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过很多。然而即使不说这种政治问题，还有青少年访问社交媒体的问题。

千人千面，每个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可能有极大的差异，有一些十几岁的青少年认知水平未必就低于几十岁的中年人。所以，只要某种政策尝试用年龄划分一刀切，不让低于某个年龄的孩子访问一些东西，那就一定存在“谁来判断是否过早”的问题。现实中这个权力一般给到政府和监护人，而政府和监护人里面能真正了解孩子认知发展情况的寥寥无几，导致政策难以调整，这是我反对此类做法的理由。

但我现在越来越能看到反方观点的合理之处。在一个孩子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尚且薄弱的时候，在他还没有自己建构过什么东西的时候，就通过网络浸淫在面向成人的解构和批判思潮中，此种程度的自由真的有利于他成长吗？

究竟什么才是对一个人发展有利的？是尽可能大限度的自由吗？至少如今的我不会这么认为。如果一个孩子获得的自由太大，以至于他已经不再有能力承担自己选择的责任，逼得他家长不得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种自由很可能就已经不太合理了。到这里，我甚至都没有谈什么望子成龙的心态、想让下一代比自己过得好的愿望，只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就已经像是在推翻过去的自己。

我自己也说过，我虽然当时逃过很长时间的课，但是我的成绩基本可以保证我不会低于211大学的线。而且我通过一些尝试得知，我可以通过找一些文字工作养活自己。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我这些选择的下行风险是可控的，虽然这个评估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我选择之前评估过风险。

然而我也见过一些案例，有的家庭并没有能力供养孩子一生不工作也能维持现有生活水平，这种情况下，孩子对于自己未来做什么工作养活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开始走向逃课不学这条路。不是喊两句人生是旷野就真是旷野的，我自己就曾经感受过什么叫处处皆高墙，有时候拿不出对应的东西人家就不放你过，你多想过也不行。

人做选择的底线，就是至少不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下行风险完全看不清/无限大的选择上。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能获得的自由，应该与监护人能给他兜住的下行风险相匹配。无限自由就意味着未成年人某些选择的下行风险可能会出奇大，大到他父母都承受不起。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自由，就是祸之将至。

当然这也很难，连我高二时都很难评估清楚逃学的风险。风险评估本身也是一个需要社会阅历+知识储备才能获得的能力，许多未成年人在弃学之前，根本就没有了解过不上高中之后要面临什么事情。然而，想要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又需要继续上学继续经历人生，他们读不下去了，简直是一个死循环。

脱离中学处境之后，我反而更多理解了当时我所反对的一些东西，理解了监护人那一方在老登视角上看到的一些东西。人可能就是这样一点点走向复杂的吧，也可能未来有一天我会背叛年少时的自己。好在还有文字记录不能篡改，铭刻着我当年的想法。